曲丰国，1966年出生于辽宁，198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他的绘画饱含了绚烂的色彩和多层级的颜料重叠，以独特而摒弃画笔的创作方式展现个人对时间流逝的敏锐感触。从1990年代初开始，他的作品在国际众多艺术机构广泛展出，同时，他亦是上海抽象画坛非常重要的艺术家之一。近期，曲丰国个展“弥生”正在东画廊展出，展览将持续至4月30日。
回想八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艺术家都是在学院里，当时大家面对的现实与北京的艺术家所面对的不同。北京那种生存的反应比较强烈，而学院有一个墙围在那儿，在上海大家可以去图书馆。记得当年，我在图书馆的时候永远能看到同一个人，就是李山。他永远坐在那儿翻书，有时候我跟他交流几句。李山也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是我的老师，他对所有的外来文化兴趣很大，很关注整个世界到底变化到什么程度。学院里面有一点好处就是信息资讯比较发达。那时候意大利策展人阿其列·伯尼托·奥利瓦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作超前卫，那种西方的表现主义绘画的确很打动人。因为很本能，年轻艺术家们也模仿。
我在学院里一直浸淫在创作和学习艺术史的环境中，其他艺术家也是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上海艺术家在那个阶段的作品都是回避了现实题材的。我对我自己满意的一点就是我完全凭借个人的乐趣和兴趣来做作品。一开始的时候，我的绘画创作还是挺本能的，创作基本上都属于直接进入个人形式。八十年代末的时候，我大量用形象来创造画面，我的一部分绘画里也有中国和西方形象的混杂，比如说上帝啊、孔子啊、扑克牌啊，都交织在一起。实际上那是对文化接收的一种错觉，也是年轻的一种激情。当然我觉得抽象和有形象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别，好的绘画、好的艺术是不分抽象和不抽象的。但是，好的作品和不好的作品其实是有区分的。我对艺术不太愿意用归类的方法来分析，艺术创作本身的感觉、思维，以及行动方法才是有意义的。
1993年开始，我画了一批炭粉材料绘画，我一直很喜欢粉质的材料，我觉得它本身看上去很古典，这种媒介也很不容易确定，而且很容易被改变。当时我在考虑了一个很本能的绘画方式，就是痕迹，我希望纪录我个人的所有思想。但是，在那阶段的创作中，我把所有的技艺、技巧、包括对社会的认知都放弃掉。因为那个时期，当个人和社会都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时候，我只想用一些痕迹来记录自己生命的印记，所以做了这样一些尝试。那个时候我所有的乐趣还是在绘画的过程里，没有艺术市场，也没人来看你的作品，但是你就自己感觉很开心。
曾经有一段时期我的碳粉作品常被误认为是水墨画。这引起了我的警惕。因为，我认为太东方的那种情趣，太山水、太书法就会坠入另一个陷阱。我对这种情况是有反感的，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要完成的。我想完成的不是一个集体性的演练，而是一个很个人化的印记的东西。2003年，我的工作室搬到M50之后，我的创作发生了一些改变。
这次在东画廊的展览，展出的作品是我2015年创作的抽象绘画，11件作品都出自《四季》系列，而这个系列开始于2005年。每年我的创作都会有一点小变化，相比之前这系列的创作，此次展出的绘画背景里穿插了更多的弯曲线条，去调和画面的硬朗和水平的感觉。对于季节的变化可能每个人的感受都差不多，但是人对时间变化的敏感度，反映到色彩表达的过程里却是很丰富很有意思的。在创作的过程中，我很喜欢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偶然性。具体来说，我创作的每一张画面都不一样，我使用的每一管颜料、手工控制吸管挤出颜料的力道、速度也都不同，这样的变化会滑出一个特别不同的颜色。我不使用画笔，直接把颜料一条一条地挤在布上，挤完以后再用尺刮掉，然后在画布上重新挤上颜料，再刮掉、再重复。这种劳作让我感到很幸福。这样完成一幅作品大概要画六到七遍，这对时间的需求量很大，而创作本身就是时间流逝的过程。这样的绘画过程每一次都能给我带来惊奇，我就很期待刮出来的结果。那种感觉就像人活在每一刻时间中的偶然，有一份命运的变化，或者期待。这种乐趣让我觉得绘画里面可以一直有这个反复的期待。
我个人对自然、对生命的概念带有恐慌或者不安。而关于色彩我喜欢那种绚烂的视觉感受。我觉得绚烂之中有一种悲剧性。其实所有人都一样，在生命过程里一直是不太容易去察觉或者说真正去关注生命流失的东西。当你看着一个很漂亮、很美的东西的时候，一个人会幸福，但实际上它表达的悲剧性是藏在后边的。
采访／ 王懿泉
